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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13日，贾章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他被通知去领受一个判决结果：从这一日起，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
他的禁令因《小武》而起，罪状是“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拍摄时还没毕业，为了省钱选了只被用于新闻摄像的16mm胶片，而国内影院上映的电影要求用32mm以上胶片。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
在领导的桌上他看到台湾报纸对《小武》的影评，更看到了旁边的眉批：“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署名是某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某某。
上大学时贾章柯已经23岁，能写剧本，能画广告，还能跳霹雳舞，经济与思想一样独立，看一路升学上来的同学只觉得是孩子。
他当年自校园开始的那些敢为人先的电影主张与行动，在同学眼里，基础大抵是“贾章柯早年在社会上的经验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么多年他习惯做一个成熟的、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贾章柯，直到这一天，发现自己不过草芥。
这时他正在筹备《站台》，已和上影厂讨论过几次，但禁令来了。随后他找了天子脚下的北影，副厂长史冬明为他奔走沟通，导演钿壮壮愿意当他的监制。
北影厂向电影局打上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贾章柯自己没事也往电影局跑，哪怕早上8点被撂到晚上7点没人理睬，等久了也是有转机：被允许交一万块钱罚款，并得到了写一封声情并茂、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检讨书的机会。
但出了门，坐车经过长安街，他莫名想起北岛的《回答》——“我不相信”。
他的心一下子沉下来。
回京后秦旭见到了老贾，他憔悴了许多，或许是近些日子东奔西走的缘故。
贾章柯看秦旭进门笑了笑，“来啦！”
秦旭坐在一边，叹了口气，“老贾，不想笑就不要笑，别撑着。”
一张面带苦色的脸，强行撑出个笑，看着怪让人心酸的，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想来不会是什么好事。
贾章柯喝了口茶，这茶和他的心情一样苦，但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秦旭分享了他被请去广电喝茶的事，也说了禁令。
秦旭把前后想了想，道：“你和他们解释你不知道学生作业也走流程不行吗？就装作不知道，不是故意犯错的。”
老贾脸上的愁色未变，“说了，说了也没用。我这几天每天去，在他们面前装的跟孙子似的，可那帮人心硬的很。怎么都不松口！”
秦旭：“那你交了钱，写了检讨书这事儿能过去吗？”
贾章柯：“就怕交了钱写了检讨也没用啊！毕竟上面也没说干完这些事就能原谅我，也没说禁令什么时候会解除，连个表态都没有，真让人愁！”
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脸上皆是化不去的愁色。
秦旭还是不甘心，“你可是在欧洲得了大奖的人啊！在国内怎么也算得上是个腕儿吧？”
贾章柯突然笑了，自嘲道，“在这之前我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可这在他们面前有用吗？该禁还是禁。”
是啊，在电影节上领奖的贾章柯是多么意气风发，在那些记者的笔下又是多么的光荣，可有用吗？还是要为了那一纸禁令在他们面前装的跟孙子似的。
秦旭真正意识到了广电大魔王的厉害，如同高高在上的制裁者，你只能接受却毫无办法。
那种如同面对命运的无力感，或许才是老贾在意的吧？！
老贾移开话题：“我们先不谈这个了，这次叫你来是想跟你说站台的准拍证一直没戏，可能也会是一个如同《小武》的地下电影，你还……拍吗？”
秦旭气了，“怎么不拍？拍！老贾，咱们是朋友，我是什么人这么长时间你还不清楚吗？地下就地下！咱拍完就去参奖，去外国，再得个大奖回来。”
老贾摇头，“我就是知道你是什么人才不想你趟这趟浑水，我已经被禁了，我不想你再被盯上。”
秦旭：“盯上又如何？还能把我禁了？”
老贾攥紧拳头，“那我们就拍！还能一辈子因为这不拍电影了不成？”
秦旭：“那从今天开始你也不用去装孙子了！”
贾章柯：“不，还是要装几天。毕竟站台的准拍证……我还是想努力努力，就算是为了自己的电影能在国内上映，能出现在大家都眼前。”
秦旭看老贾执拗的样子，心里叹了口气，他隐约觉得就算再怎样也等不到他们想要的准拍证，可他是劝不住老贾的，《站台》在他心中太重要了！
《站台》这个剧本大概是老贾1995年开始写的，那时刚刚开始拍短片，实际上《站台》应该是他的处女作。
片名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同名歌曲《站台》，这首歌是80年代中期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描写一个人在站台上等待他爱人的到来，是一种期待的情绪。
而对贾章柯来说，它是开启80年代记忆的钥匙。《站台》于他是半自传作品，是他的青春史诗，也是他的王国秩序。
它甚至在老贾心里的位置还要超过得了奖的小武，所以秦旭也没劝，试试也好，起码有些希望。
两人又谈了谈关于站台的事，吃了饭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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