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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贾说，他在决定拍电影之前对人生目标方向一直是很模糊的状态，就是做这个也行做那个也行，没有那种一辈子只能做这一件事的笃定明确。而后来一瞬间的坚定，只是因为偷偷去看了一场电影---陈凯戈拍摄的《黄土地》。
回到家后他嘴里一直念叨我要拍电影，我要拍电影。去学校复读，落榜，再复读，直到22岁。
“你知道在那个小县城里22岁意味着什么吗？”
他问秦旭。
秦旭说，“不知道。”
“意味着基本上孩子都有了！”，他答。
改革开放是春风，刮到了神州大地大小角落，刮开了小城青年们的骚动不安，他们站在风头上，穿紧身喇叭裤，听邓丽君，烫头，拉手风琴，看茶花女，读普希金。
当然，还有自由恋爱。在这所有的一切里，父亲作为守旧派的角色异常尴尬。
无论在哪里，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情愿守所谓的规矩，他们就像刺头，不顺应父母的心意。不盲从，不屈服，所以当大街小巷喊计划生育好，只生一个好的时候，崔明亮带头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再过二十年，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
他反抗着父亲，反抗着时代。
《站台》是老贾的半自传电影，里面有他的回忆，也是他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而现在，他想搬掉自己精神上的石头。这个电影，是他拍给父亲的。
所以在《站台》里面，开头一行字便是——献给我的父亲。
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骄傲的说，我赢了！
赢了什么？自己的选择没错，他坚定的选择了一条路，并坚定的走了下去，你所看到的，是那条路上盛开的花。
老贾对电影是虔诚的，超乎了态度上的认真。
《站台》的前半部分，文工团频频出现，崔明亮他们都是文工团成员，直到后来文工团解散。
而文工团在排练时，演员们穿的是丝袜，踢腿时，袜子露出来了。这个并不容易被镜头表现出来的点，曾一度让贾章柯很恼火，他需要的是手织的线袜子，结果就是剧组满城找袜子。
直到他如愿找到他需要的那种。
都说文艺片绕不过的坎儿是爱情，小武里有爱情，虽然最后他被爱情抛弃，站台里也有爱情。
里面的四个主角，两种爱情。
爱情是站台里绕不过去的东西，那就来聊聊爱情，聊聊他们的故事。
这四个主角，钟萍永远是最时髦的，张军永远都要快一拍，崔明亮慢半拍，尹瑞娟是最为保守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她心中的渴望。
崔明亮和尹瑞娟只是千万人中的其中一个，他们的生活都在继续，镜头前没出现的，其实都在发生着。
明知道未来的样子，他们都在抗拒着，抗拒大山、抗拒平凡。崔明亮和尹瑞娟在城墙上的那一幕戏像是包含了某种涵义。
城墙挡住的那一面，他们各执一面，仿似对弈。当朦胧的暧昧在言语间忽然坦白了，他们没有走到一起，你过来，我过去，镜头里永远只有一个人。
镜头是静止的，它记录着发生的一切。他们也是静止的，变化的是理想在慢慢流逝的心。
不同于崔明亮与尹瑞娟朦胧的暧昧，钟萍和张军的爱情是激烈的奋勇的。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战争，前者仿佛是在打游击战，虚虚实实看不清行兵布阵，后者则是轰轰烈烈青春热血，悲壮收场。
其实除了尹瑞娟，他们都是没有认清现实的人。钟萍和张军的爱情带着小镇居民特有的自然淳朴，大大方方，不忌讳，不躲避。
他们在时代进步思想进步的年代里做了小镇里未婚同居的第一对恋人，这在城里或许是无可厚非的，他们也一直高喊着“自由恋爱”。
可惜理想的进步不代表现实的进步，县城容许不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派出所审查时，张军缴械投降了，钟萍只能流产。
这是他们的爱情，那他们的故事呢？
故事的后半部分，是他们在追逐理想，离开了小县城，去演出走穴。
坐在卡车上的他们曾经追过梦，他们睡在卡车上，奔走于各地表演，观众越来越少，演员越来越少，但他们还在坚持着。
有一个场景深刻而隐晦地表达了理想的破碎：他们像孩子般，奔跑着追逐呼啸而过的火车。一群人站在火车驶过的轨道，喘着粗气眺望远去的列车，轰鸣的机器嘈杂声似乎把他们的渴望都带走了。
为了生存，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张军蓄起长发在外面招揽客人，在演出走穴时，他披着长发，浑身黑色的衣服，看着很酷，且怪异。
有人喊他“妖人”。
风餐露宿四处奔波的他们，已没有了在小县城里前卫冒进的意气风发。
因为，他们没有根，不管是心里，还是身体。
如果说张军蓄起的长发象征着一种反叛和抗争，那么后来他亲手剪掉自己的头发，就代表着放弃和失败。在那个灰暗的场景里，张军一手抓着头发，一手拿着剪刀，镜头长久地停留在他身上，一场祭奠，此时无声胜有声。
仿佛一瞬间听到了理想破碎的声音 ，之前的那个张军，死了。
秦旭在镜头前表演着，也看着他们表演，心头闷闷的疼，甚至有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疼痛是为了什么，但它就那样来了，迟缓又深刻。
大概是因为那种理想破碎后巨大的茫然和无助感，也许是因为那种认清现实受尽挫折依旧不甘心的，压抑着的不平静。
他们最终屈于现世。
这就是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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